/ 存在的手勢

存在的手勢

我們如何在一個承載歷史記憶的空間裡，討論「痕跡」與「存在」？金馬賓館本身承載著獨特的歷史、時間感與場域記憶。當作品進入這個空間，所謂「書寫」，就不僅只是藝術家的個人創作，也成為一種與場域、歷史和觀眾共生的過程。

以「書寫性」作為貫穿展覽的核心，展覽借用羅蘭・巴特談 Cy Twombly 時所提出的「手勢」概念，強調書寫真正呈現的並非完成後的文本，而是行動之後留下的餘韻與痕跡。因此，書寫可以是一個身體的動作、一段反覆的勞動、一種修補的方式，也是人面對時間、記憶、創傷與存在時所留下的痕跡。

本展中的五位藝術家，以不同方式，透過行動所留下的餘韻，回應各自對存在的探問。石晉華將身體、疾病與時間的消耗轉化為書寫；蔡佳葳透過經文、礦物、沙與冰，使書寫成為對無常、性別與精神轉化的思索；張恩滿以刺繡重新書寫殖民文獻與原住民族口傳記憶，在身體與土地之間尋找歷史的主體性；李受徑藉由修補破碎陶瓷，將創傷轉化為新的敘事；葉偉立則以攝影回應文學與地方，使記憶在閱讀、觀看與複寫之中持續交織生成。
當身體留下痕跡，材料回應觸碰，時間沉積於物件之中，書寫便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事件。那些未被語言完全命名的感知、記憶與行動，最終形成一條關於存在的生成軌跡 —— 手勢既是創作的起點，也是存在持續展開的證明。

重新理解緩慢、身體與勞動的價值
當書寫變得更便捷與可複製，展覽回到近乎徒勞的行動。石晉華《走鉛筆的人》費時二十年、完成六十次行走，將行走與書寫轉化為一種修行式的生命提問。在效率與產出的邏輯之外，藝術仍能保存一種對生命時間的深度感知。

回應記憶、創傷與歷史如何被保存或重新書寫
蔡佳葳《數字》將威權時期被化約為編碼的個體身份，寫在逐漸融化的冰上，使歷史記憶隨時間模糊、消散，進而和解。李受徑的《翻譯花瓶》則讓「裂縫」重新連結，成為新敘事的起點，使破碎的修復相較於原本的完整更具有韌性。

展覽觸及性別、身體與平等意識
蔡佳葳「天女」系列取自《維摩詰經》中「何以不轉女身」的討論，藉由經文與樹木意象，鬆動社會對性別所施加的分類與標籤，並將性別議題推向更深層的平等觀與共存意識。

展覽同時回應殖民知識、原住民族記憶與主體性重建
張恩滿面對殖民時期以外部語言系統記錄下來的原住民族傳說，選擇透過反向刺繡的身體性書寫方式，讓被他者制定的歷史紀錄，需透過鏡面的映射被重新閱讀。在書寫的既成權力中，藝術家透過書寫的行動讓歷史回到身體、土地與族群記憶中。

關注地方性與集體記憶如何生成
葉偉立的「北投複寫本」將地方視為一種複寫本：不同個體的記憶、閱讀、經驗與想像，在攝影的時間中彼此疊合，使地方不再是由地理疆界所規範，而是由人事時地物的記憶所建構的存在狀態。

《存在的手勢》從「書寫」出發，探討人在當代如何留下自身的存在證明。它回應的不只是藝術中的書寫性，也探討身體與疾病、性別與平等、殖民與記憶、創傷與修補、地方與身份、以及人工智能時代中逐漸被掩蓋的時間感。展覽所欲呈現的，是每一道痕跡背後，那個仍在生成、仍在抵抗遺忘的生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