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存在的手勢 II：李受徑、蔡佳葳、張恩滿

李受徑

「以破裂為筆，修補為語法，展開新的敘事篇章。」

Yeesookyung李受徑，出生工作於首爾。 她的創作橫跨裝置、雕塑、錄像、繪畫與行為等多種媒材，在富含敘事想像的創作脈絡中，持續拓展其藝術語言。她的作品關注人類存在中的根本命題，穿梭於過去與現在、生與死、現實與幻象、個體與群體之間，同時思考不同制度、文化與社會之間的交錯與轉化。透過個人經驗與傳統故事的回應，她逐步建構出一個既私密又具有集體意涵的藝術世界。

韓國傳統陶瓷匠人的習慣，是將任何帶有瑕疵的作品敲碎棄置，只保留被視為完美的成品。而在李受徑（Yeesookyung）「翻譯花瓶」系列中，她長期蒐集這些在製作過程中被拒絕的碎片，重新將其拼接，裂縫處亦不加以掩蓋，而是以24K金箔描繪與凸顯。在韓語中，「裂縫」與「金」同為「금（geum）」——同一個字，同一個讀音；於她的創作中，破碎的修復，比原本的完整更為強大。
藝術家將這些補上的金色線條，想像為書法的筆觸，不去預設形狀，而是讓雙手跟隨碎片的邊緣前進。這種隨機性與即時性的線條生成，非常接近書法中追求的靈動與隨興。每一道游走其上的金線，亦像是在空間與時間之間落下的一筆，裂痕如同文字之間的縫隙，承載著斷裂與延續的節奏，原本的碎瓷在過程中逐漸形成具有生命感的形體。對她而言，裂縫不僅象徵傷口，也標示出不同碎片之間，彼此依存所形成的新關係。
在本次展覽的脈絡下，這樣的拼接更接近一種以破裂為筆、以修補為語法的書寫。藝術家並不試圖恢復原本的完整，而是在碎片之間重新編造新的敘事，使每一次接合都成為一種轉譯的行動。那些原本被棄置的殘片，因而從缺失的象徵，轉化為尚未完成的可能。


蔡佳葳

「何以不轉女身?一切諸法，亦復如是，無在無不在。」

蔡佳葳的作品深受佛教哲學、東方經典與靈性思索影響，將「無常」（impermanence）視為貫穿生命與藝術的重要命題。她的創作以書寫、物質與身體實踐為核心，長期關注精神與物質之間的轉化關係，使書寫不僅作為語言的載體，也透過素材的易逝與自然變化，使無常成為一種可感知的經驗。抄寫的行為本身，亦引導觀者進入一種精神性的歷程，從中思索生命的本質與覺知。

延續對土地與實踐的關注，蔡佳葳在「一身復現剎塵身」中，以青金石、石綠、硃砂等天然礦物顏料繪製圓形構圖，並手寫《華嚴經》經文與咒語。曾流轉於絲路佛教壁畫中的礦物，在此成為精神與物質交會的媒介；象徵循環與整體的圓形，則寄託對疫情與戰爭逝者的追念，以及對萬象並生、物我共存的思考。

「天女」系列中的經文出自《維摩詰經》（Vimalakirti Sutra），其中「何以不轉女身」的討論，使《維摩詰經》成為宗教史上最早論及性別平等意識的重要佛典。藝術家將經文抄寫於樹木的意象之上，使文字如同生長於枝幹之間，指向生命本質中的無所分別，亦由此鬆動體制規範之下對性別所施加的分類與標籤。在此系列中，樹木既作為自然生命的象徵，也是一種持續生成與轉化的存在形態。經文的反覆書寫，使每一件作品展現出時間與身體勞動的痕跡，形成一種持續延展的精神實踐。作品同時結合藝術家長年修持的佛教思想內涵，以及入世的人文關懷，使對性別議題的探問不僅停留於象徵層面，也指向一種更深層的平等觀與共存意識。

「數字」是蔡佳葳2020年為綠島人權藝術季所創作的作品。在消融的冰塊上書寫數字，象徵在威權時期，人們的姓名與身份被化約為冷峻的代號與編碼，個體的存在被簡化為可被管理與抹除的標記。隨著冰塊逐漸融解，數字亦在水氣與時間之中變得模糊、消散，使書寫不再是穩固的記錄，而成為一種不斷消逝的痕跡。融解的意象，既象徵生命隨時可能消逝，也暗示記憶與歷史在時間之中的轉化過程。在觀看冰塊緩慢瓦解的同時，觀者被引入一段與時間共同經歷的等待之中，使作品不僅回望威權時期所留下的創傷，也指向在正視與記憶之後，化解與超越的可能。


張恩滿

「書寫流動於不同的語言與形式之間，在轉譯之中，傳說得以延續。」

張恩滿出生於台東，擁有一半來自母親的排灣族血統。她長期關注原住民在現代化社會中的位置，以族群記憶與歷史敘事為基礎，她透過藝術重新探問那些被忽略或未被完整記錄的經驗，並嘗試在既有知識與語言系統之外，尋找另一種觀看與理解世界的方式。在她的創作中，影像、物件與手作媒材往往成為記憶被重新召喚的途徑，使藝術不僅指向對歷史的回望，也成為一種對當下處境的回應。

當歷史被收編於主流文字系統之中，往往在定型的那一刻，便開始產生異化。張恩滿在長幅刺繡中所採用的羅馬拼音，源自1935年殖民時期的《原語實錄臺灣高砂族傳說集》(The Myths and Traditions of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: Texts and Notes)。這份由語言學家以萬國音標與日語對照編寫的文獻，記錄了笆札筏（Pacavalj）關於大洪水之後兄妹繁衍、生命重啟的族群起源傳說，卻也同時將原本屬於部落口述的記憶，轉譯並定位於他者的語言與座標之中。

面對這份紀錄，張恩滿以刺繡作為一種替代性的書寫方式，以原住民世代傳承的「針路」取代筆墨，將曾被外部定義的傳說，轉譯為可由身體反覆實踐的路徑。相較於官方檔案的冷峻與定型，刺繡的敘事是緩慢而綿延的，針尖在織物上的穿刺與縫合，如同在既有的歷史文本之上重新留下痕跡。透過刺繡，藝術家將布面作為承載歷史的場域，使傳說從文獻之中重新回到身體與土地之間，在反覆交織的針路裡逐步建立自身的主體位置，使記憶得以另一種形式持續流動與延續。